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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科院学者:“激进左派”渐成中国学术界“公害”


划重点

  1. “激进左派”,亦称“极左派”,以“反资反美”、激进革命、底层发动、刺激民粹为其焦点看法标识,崛起于“民间”,靠引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,裹挟底层民众的“乌合之力”,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。
  2. “激进左派”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,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流传,具有了极其强盛的“激进宣示”和“战略宣示”功效。若是任其“无底线”泛滥,极有可能引起海内外各界的“战略误判”和“政策误读”。
  3. “激进左派”言论,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“极化头脑”,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“逻辑缺陷”,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“汉奸言论”,其肆意挤压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焦点价值观,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“公害”。而这一切,是值得小心和提防的“变异”趋向。

“激进左派”,亦称“极左派”,是今世中国“左翼阵营”的“后起之秀”,以其政治态度的极端坚定、极化看法的暴烈鲜明而卓然于世。他们以某些“左翼网站”和地下边缘刊物为主要发声平台,以“反资反美”、激进革命、底层发动、刺激民粹为其焦点看法标识,近年来的崛起大有“盖过”其新、老“左派”先辈的势头。但“激进左派”的话语系统及其政治主张中,存在着自身难以战胜的“逻辑陷阱”,其急欲促发的学术舆论或社会运动,更具有难以估量的“公害”甚或社会危害。对此,值得政学两界给予理性关注和剖析小心。

“左翼阵营”的“急先锋”

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今世中国的学界同样出现各式“群分”。 “老左派”“新左派”“中心左派”“激进左派”,同属“左翼阵营”中的“学术友军”,其代际沉浮和学理演进,与其自身学理论证的学术资源精密相关,也与今世中国的社会变迁和阶级分化精密相关。

传统“老左派”的基本学术态度,是恪守前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,坚持企图经济,坚持公有制,强烈阻挡市场经济,阻挡非公经济的生长。因其学术话语难以“与时俱进”,不行逆转地趋向衰落。所谓“新左派”,则是在“老左派”走向衰落之际转向学术舞台,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、后殖民主义和后现署理论为学理资源,以阻挡全球资源主义化、阻挡国际资源的全球扩张为标识,强烈阻挡“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”、阻挡市场竞争机制渗透侵蚀社会,其影响辐射规模仅在“温顺新左派”的知识小圈子。2008年以后,“新左派”渐趋理性化学术,也没有激化与“自由派”后续的相争相辩,逐渐回归学院派文人的“象牙之塔”。

正是在“老左派”销声归隐、“新左派”回归学术,“左翼阵营”看似“失踪”的空档期,由社会结构厘革和阶级阶级分化所引发的“激进左派”,绝地逢生、冲杀而起。以2000年“乌有之乡”网站(现已关闭)的开办为焦点阵地,“激进左派”有了自己的舆论发声平台,形成了一个以所谓的“民间学人”为主体的理论圈子。“激进左派”以“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停革命”头脑为学理资源,以“阶级斗争与阶级剖析”为基本要领论,以阻挡资源主义和今世修正主义为焦点政治主张,以代言和代表底层工农公共为发动旌旗。其学术取向与社会现实指向,是希望通过组织底层民众,造成强盛的“底层发动压力”,向政学两界同时博弈施压,并尽可能地影响高层决议。

“激进左派”何以“激进”?为什么要“云云激进”?这正是其与“老左派”“新左派”差别的地方。“老左派”以权力资源为依托,其现实指向针对高层决议,其阻挡资源主义、阻挡市场经济的主张多为“隐而不发”。“老左派”影响多在“老干部”的中高层小圈子,其政治信仰的坚定贞洁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处。“新左派”以“西方马克思主义”为知识资源依托,其现实指向针对“新自由主义怒潮”,其阻挡全球化局势、阻挡资源主义化的主张,也更多地针对知识界的新老“自由主义”。“新左派”之中不乏“学功”深挚者,其西方学术的知识配景和学理资源,使其更多在“思辨的意义”上“纵论中国”,其影响力也多限于“知识青年”的学术圈子。

而“激进左派”崛起于“民间”,既无“老左派”的权力资源,也无“新左派”的知识资源,只能以“态度激进、主张激进、指向激进”相标榜,引发和集聚底层民众的积怨积愤,以裹挟底层民众的“乌合之力”,以期相争相抗于政学两界。这即是“激进左派”何以激进的基础所在:似乎越激进,越能聚合民众气力,越能相抗于权力资源或知识资源;似乎越激进,越能笼罩并替换“老左、新左”,越能成为执掌“左翼”大旗的唯一旗头。随着“老左派”的日趋“老化”和“退场”,也随着“新左派”的日趋“回归学院和寂静”,“激进左派”便有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发声可能,并日益成为时常泛起的“公害”。

极端民族主义的“理论发动”

民族主义是一种古老根深的自然情绪,是一种本能地对自身民族的忠诚和热爱,也是民族国家生长的基础动力。但民族主义若是走向极端非理性,趋向盲目排外关闭,甚至走向对外扩张、推行民族沙文主义,则民族主义的“正能量”可能畸变为“民族灾难”。历史上各次天下大战中涌现的极端民族主义的“畸变公害”,殷鉴不远,不乏其例。

2017年中国周边时势时有趋紧,“朝鲜半岛危急”几近滑向战争边缘,台湾岛内“台独”势力放肆潜行,美国特朗普更是宣布中国为“竞争对手”。加之海内经济增速的趋缓平稳和结构性调整,“农民工返乡潮”及其“下岗失业”职员的隐性增大,似乎都给“激进左派”提供了“事实凭证”和“理论捏词”。“激进左派”似乎有了更大的“话语空间”,其强烈的排外反美、阻挡资源主义化,甚至质疑“周全革新开放”,就有了一定的“社会基础”和“演说空间”。

“激进左派”一向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自居,自行占有“道德制高点”,以“冷战头脑”研判国际时势和天下走向,枉顾日益精密的国家互助和国际交流。他们往往简朴粗暴地把整个国际气力化分为“敌我阵营”,以“极化头脑”和“暴烈语言”,举行“阶级斗争式”的大批判,以期影响和施压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台方略。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网络论坛中,“激进左派”甚至倡言“中美必有一战”“分分钟横扫台湾”等极端战争言论。此种看似“极端爱国的狂热民族主义”言论,实则是无视国际来往的“竞争与互助规则”,枉顾天下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庞大互利,只是以简朴“是非二分”的“极化头脑”,刺激和发动极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。在以往的“抵制日货”的狂热运动中,在疯狂打砸和伤及性命的非理性行为中,也可看到“激进左派”的理论逻辑所可能导致的行为结果。

“激进左派”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肆意泛滥,在网络空间中更是无限放大流传,有了“激进左派”与“激进网民”的“上下加热”,“激进左派”具有了极其强盛的“激进宣示”和“战略宣示”功效。若是任其“无底线”泛滥,极有可能引起海内外各界的“战略误判”和“政策误读”。

民粹主义的“理论底色”

中国近年来民粹主义的日渐泛起,有其深刻的国际海内泉源。社会结构的变迁,阶级阶级的分化,贫富差距的相对扩大,底层民众就业和生涯压力的增添,都为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和“民意基础”。但中国泛起的民粹化征象及其问题,是一定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“生长中问题”,需要不停地通过深化革新、完善社会保障、健全民意表达渠道等“手艺性手段”来解决。

正是在这一急剧转型和结构性调整的过渡期,不停发生并时有积压的“民生问题”和“民主问题”,为“激进左派”的民粹化主张,提供了一定的“言说依据”和“话语空间”。这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社会土壤和“民意基础”问题,而且这“一系列问题”还不行能在短期内获得“一次性解决”。2017年,西方各国“极右翼民粹主义”政党势力的崛起,以及由此引发的民粹主义情绪和激进言论的泛滥,越发刺激了中国“激进左派”的道德激情和“言论扩张”。海内“激进左派”的理论逻辑是往往把政策性和体制性的手艺革新问题,转化为“底层民众受阶级榨取聚敛”的“阶级斗争问题”,煽惑和刺激“底层民众”的积怨和积愤,并一向把自己“妆扮”成“工农公共”的利益代言人。甚至不惜倡言“阶级阶级革命”,运用“文化大革命的不停革命理论”,为其民粹化言论和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。

差别于西方国家的“极右翼民粹主义”,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,更多地体现为“极左翼民粹主义”,“激进左派”言论与激进民粹主义有着“看法契合的私通暗道”,俨然成为中国民粹主义和民粹化行为的“理论底色”。这在大量“网络民粹主义”的非理性言论中,有极其显着的体现和佐证。

底层民众组织化的“理论代言”

民众的组织化,是社会自我组织、自我治理的组织基础,是民主社会发展和成熟的组织体现,也是民众意见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中介。法治化、制度化正通例范的民众组织是社会矛盾和民众纠纷的中心缓冲器,有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治与协调,也是民主法治社会的自治基础。

但“激进左派”的民众组织化取向,存在着理论发动和组织延伸的“逻辑陷阱”。差别于“老左派”之间的政策取向的“政策同盟”,也差别于“新左派”之间的学术取向的“学术同盟”,“激进左派”既无权力资源、也无学术资源可以“依凭”,只有把其理论指向和现实指向“下沉下移”。借力于底层民众,发动于底层民众。这既与“激进左派”的底层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,也与其集聚民众气力向各方施压博弈的政治主张相一致,更是其激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现实指向的“逻辑延伸”。

近年来,“激进左派”代表人物,一再“深入学校、深入企业、深入下层”,通过种种学术论坛、宣讲陈诉和群众聚会会议等方式,宣讲其反权要、反资源、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极端言论。2017年,“激进左派”更是使用毛泽东诞辰124周年之际,深入湖南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等地,宣传其一些极端激进的“极左言论”。“激进左派”期冀通过其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,把底层民众组织化,形成可以随时发动起来的组织化气力,随时可以发动“阶级革命”。

“激进左派”的组织化现实指向,主要针对青年大学生、国有企业失业工人和都会农民工,这是现代都会化生涯中最无力和最缺乏组织的重大群体。这些人群为“激进左派”的组织化指向提供了极其丰盛的社会土壤和阶级支持基础,其中潜藏着 “激进左派”之以是能够恒久存在的某些“历史合理性”,也是我们绝不行轻视其影响及潜能的基础缘故原由。可以预见,若是失业就业的生涯压力连续加大、贫富差距恒久客观存在,“激进左派”的民粹主义言论的煽惑会更有“市场”,其底层民众组织化“理论代言”的角色和功效会越发凸显。

固然,“激进左派”有其发声讲话的宪法权力和自由,其“同情”底层民众并为其“代言”的价值取向,也值得社会予以明白和尊重,其难听逆耳的言论和主张对政学两界也有其警示价值。可是,“激进左派”言论,存在严重的学理缺陷和“极化头脑”,其理论推演中存在多重“逻辑缺陷”,其极端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和刺激底层民众的现实指向,其随意诋毁学术对手主张为“汉奸言论”,其肆意挤压自由、民主、法治等焦点价值观,其对学术规范和制度规则的犷悍冲撞,日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“公害”。而这一切,对于正在民主法治构建征途中的中国社会,是值得小心和提防的“变异”趋向。

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,政治理论室主任、博导)

【参考文献】

①公羊编:《思潮:中国“新左派”及其影响》,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,2003年。

②马立诚:《今世中国八种社会思潮》,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,2011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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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8-04-26 01:48:5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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